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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,我們為什么要重提“教育強國”

時間:2019/10/8 19:42:18 點擊:

  核心提示: 1900-2019,120年,兩個“甲子”。 “我和我的祖國”,走過了千年未有之變局,破除了時空編制的藩籬,實現了斗轉星移的進步。 在這樣一個時間,“新校長傳媒”想和你一起,重溫這個話題——一個...

今天,我們為什么要重提“教育強國”

 1900-2019,120年,兩個“甲子”。

“我和我的祖國”,走過了千年未有之變局,破除了時空編制的藩籬,實現了斗轉星移的進步。

 在這樣一個時間,“新校長傳媒”想和你一起,重溫這個話題——一個國家的強大,為什么總是離不開與時俱進的教育?為此,我們站在7枚“時光切片”上,邀你一起,去發現“教育何以強國”的底層邏輯。

 不難知曉,從1900年那個國弱民貧、列強環伺的華夏,到今天這個自信富強、朝氣蓬勃的中國,教育的進步如影隨形,帶來一個國家“底盤支撐力的提升”——它賦予國民知識,更塑造民族氣質;它提升一國生產力,也同步提升國民創造力、社會包容度……

 事實上,唯有不斷迭代的教育,才是推動國家科技、文化、經濟、政治、國防等各個領域全面發展的真實動力。

 所以,我們更應重新打量這樣一個歷史事實——中國在近代被歐美和日本大幅拉開差距,恰恰就是沒有及時開展教育普及;而后來的奮起直追,也正是借重了推動大規模現代教育所迸發的系統力量。

 大道不言,但深嵌在歷史深處的無數細節,卻自含邏輯。

 1900,少年弱,中國弱

 1900年春天,梁啟超因為戊戌變法失敗,已經在日本流亡了2年。

 在料峭的春風中,這位27歲的青年嘗盡了寄人籬下、飽受歧視的苦澀滋味。他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錯誤——救國,從來不能寄望“他人”。

今天,我們為什么要重提“教育強國”

梁啟超

 在他耳邊,“日本友人”提起中國,左一個“老大帝國”,右一個 “東亞病夫”。屢受刺激之下,他憤然提筆,寫下了傳世名篇《少年中國說》:“故今日之責任,不在他人,而全在我少年。少年智則國智,少年富則國富,少年強則國強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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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然而現實是,“中國的少年”已經大大落后于歐美和日本。

 據歷史資料,我們可以看到1900年各個國家的識字率數據。

 19世紀,歐洲小學教育大規模發展,基本教育成為強迫性的公民義務。1870年到1900年間,德國的文盲率從2%降低到0%,意大利的文盲率從59%降到33%。1900年,歐洲國家的平均識字率為77%,法國是80%,英國是90%。

 當時的日本,教育也剛剛經歷一番脫胎換骨,小學入學率從1872年的28%猛增到1900年的90%以上,超過了英國。也是在1900年,日本正式普及4年制的免費義務教育,之后又延長為6年制。

 而當時的中國,識字率不足10%,孩子的教育幾乎全靠私塾完成,科舉制度仍在執行,直到1905年才被正式廢除。

 教育缺位,于是愚昧橫行。

 1900年,清政府上演了聳人聽聞的一幕。慈禧聽信任的大臣們說,義和團團民能“刀槍不入”“槍炮不傷”,信以為真,試圖借義和團力量“扶清滅洋”,向世界上11個強國同時宣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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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八國聯軍中的德軍登陸天津大沽口

 6月6日,八國聯軍開始了武力行動。這支幾萬人的部隊,在2個多月后的8月16日攻陷北京城。紫禁城、中南海、頤和園中被搶掠的珍寶不計其數,“圓明園”再遭劫掠,終成廢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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圓明園遺址

 1900年,就在執掌一國政權的慈禧還在相信有人能“刀槍不入”“槍炮不傷”的時候,德國的普朗克提出量子理論,為人類認識物質世界打開了一扇全新的大門;弗洛伊德借出版《夢的解釋》,把心理學推向一個新的高峰;希爾伯特在巴黎國際數學家大會上提出了23個著名的數學問題,為20世紀的數學研究指出突破方向;

 杜威提出“生活就是學習”的“教學合一”的教育基本原則;亨利·福特在底特律已經完成了福特汽車原型車的制造;萊特兄弟正一次次做著總數超過1000次的風洞試驗,為人類的第一架飛機飛上天空(1903年)做最后的沖刺;剛剛就讀博士的愛因斯坦,正在琢磨5年后震驚世界的相對論……

今天,我們為什么要重提“教育強國”

 萊特兄弟被譽為現代飛機的發明者

 打量一下1900年的世界,我們會發現一個“三足鼎立”的格局——全球人口共16.5億,7600萬人的美國貢獻了全球GDP的23.6%,經濟全球第一;英國GDP只占全球18.5%,全球第二,但軍事實力和綜合國力依然稱霸世界;5600萬人的德國GDP占全球17.9%,全球第三,科技水平卻世界第一,在即將大放異彩的新興工業——像電氣、化學、光學工業——中獨占鰲頭。

 中國有4億人口,GDP卻只有世界總量的6%;幾乎沒有現代工業,工業產值只占世界總額的0.7%。

 1900年,中國只有3所公辦大學,北洋大學(1895年創辦,天津大學前身)、南洋公學(1896年創辦,上海交通大學前身)和京師大學堂(1898年創辦,北京大學前身)。

 這一年正月,北洋大學簽發了中國第一張大學畢業文憑———“欽字第一號考憑”,頒予該校首屆畢業生王寵惠,他后來曾任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、外交部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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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第一張大學畢業文憑

 可嘆的是,中國的大部分孩子們,還將在私塾里熬上30年,直到1930年代,私塾才被現代意義的學校大面積取代。

 1937,在炮火聲中守住一張書桌

 這年9月18日,早晨微雨,杭州西湖旁的滿隴桂花盛開,香氣陣陣涌來如浪。

 這是浙江大學開學的第二天,學校在細雨中召開了勿忘國恥大會,校長竺可楨在會上宣布,由于日軍已經逼近杭州,一周后浙大集體遷往天目山上的禪源寺。

 此時,這位47歲的氣象學家、哈佛博士無法預料,隨著日軍的步步入侵,浙大和他本人將遭遇怎樣的命運。

 11月下旬,師生們沒來得及和禪源寺里可愛的貓咪告別,便又匆匆遷往浙西建德。從離開杭州開始,竺可楨帶領師生橫穿浙江、江西、廣東、湖南、廣西、貴州6省,行程2600多公里,于1940年初,到達貴州省遵義市湄潭縣,并在那里堅持辦學長達七年之久。

 1938年夏天,浙大來到江西吉安泰和,竺可楨在這里發掘出“求是”二字,作為校訓沿用至今。也是在這里,因為戰爭時期醫療條件不好,竺可楨的幼子竺衡和妻子張俠魂在半個月內先后因患痢疾去世。

 8月10日,全校師生為張俠魂和竺衡開追悼會,全場嗚咽,萬分悲愴。原本20分鐘的送葬路程,走了整整一個小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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竺可楨

 正是在這段顛沛流離、國恨家仇的西遷時期,竺可楨為浙大集聚了蘇步青、陳建功、王淦昌、盧鶴紱、束星北、談家楨、貝時璋等一批在國內外頗具盛名的科學家,并培養出李政道(1943年入學)和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葉篤正、谷超豪和程開甲等著名校友。

 1937年,中日之戰是一場工業化強國和農業國之間的不對等戰爭。

 當時的日本人口7100萬,不足中國人口4.8億的1/6,但經濟總量是中國的3倍。

 日本1922年就制造出了第一艘航母,到1937年共有航母4艘。1937年,日本生產了1580架飛機,9500輛汽車,744門大口徑火炮,330輛坦克。中國在這方面的數字,均為0。

 中國落后的工業水平,嚴重制約了武器生產。國內雖然也有漢陽兵工廠、鞏縣兵工廠等,但根本沒有形成閉環的軍工產業鏈,漢陽兵工廠所用的槍管鋼、炮筒鋼、子彈鋼等,皆需從德國采購,附近雖然有個漢陽鐵廠,但產品質量無法滿足要求。除了鋼鐵,武器生產所需的木材、硫酸、酒精等,也全靠進口。

 1937-1945年的8年間,中國共生產鋼4.5萬噸,日本為5022萬噸,德國1.8億噸,美國5.13億噸,中國不足日本的千分之一、美國的萬分之一。

 1936年,中國有108所大學,共有大學教師7560人,職工4290人,在校生41922人。由于日軍入侵,這些大學被破壞者大半,加上一些學生投筆從戎加入抗戰,到1938年在校大學生人數下降了約一半。

 1937年,中國學齡前的兒童就學率為43.4%,比1929年的17.1%大幅上升。

 當時,抗戰是中國面臨的頭號問題,1937-1945年間,軍費占政府預算的比例平均為63.55%。盡管面對各種困難,但“教育救國”幾乎成了舉國上下的共識,教育投入僅次于軍費。

 抗戰8年,中國教育事業竟于戰火紛飛中有了很大發展。僅以高等教育為例,大學數量由戰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,大學生增長到83498人,翻了一倍。如中央大學,1937年有學生1072人,到抗戰結束前的1944年,增加到3837人,教授也從133名增加到290名。

 說到當時的教育,必須提到西南聯大。

 西南聯合大學是由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和天津南開大學聯合組建而成的,1937年遷往長沙,1938年又遷到昆明。在云南的8年間,畢業學生約2000人,有兩人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,80人后來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,12人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。其中朱光亞、鄧稼先 等在“兩彈一星 ”中發揮關鍵作用,有力托起了中國的世界大國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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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聯大舊址

 1937年,自行車開始成為我國幾個大城市的時尚,上海、天津和沈陽有自行車廠,但年產量極小,只有幾千輛。在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上海,有70條公交線路,各類公交車共900余輛。同期的北京,公交車不足100輛。

 那時,汽車在美國開始慢慢進入家庭,1937年銷售了350萬輛汽車。美國當時每5人有一輛汽車,而德國每50人才有1輛汽車,于是政府下令要為要為普通人生產一種只賣990馬克的經濟型汽車,大眾汽車公司也因此于1937年成立。

 而當時的英國,老百姓則在電視方面擁有絕對的幸福感。1936年11月,人們通過電視收看節目最先在倫敦出現,倫敦有200多個家庭擁有電視機。到1937年,英國BBC公司播映英王喬治五世的加冕大典時,英國已有5萬觀眾在觀看電視。

 1978,我們現在很需要跑

 1978年,波瀾壯闊的中國改革開放之元年。

 10月22日,鄧小平抵達東京,展開了為期8天的對日訪問行程。

 24日下午,鄧小平在日產汽車總裁的陪同下參觀了神奈川的工廠。該工廠生產線剛引進了機器人,據稱是世界自動化程度最高的工廠。鄧小平聽說這里每個工人一年平均生產94輛汽車,他坦率地說,這要比中國排名第一的長春汽車廠多93輛。參觀完日產工廠之后,他說“我懂得什么是現代化了。”

 26日,鄧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線列車“閃光八十一號”從東京去370公里外的京都。在回答記者談感受時,他意味深長地說:“一個字,‘快’。像是有人在推著我們跑,我們現在很需要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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鄧小平離開東京乘新干線超特快列車赴京都訪問

 為了讓中國“跑”起來,他在教育領域做了很多大刀闊斧的動作。復出后的鄧小平多次說,“我總覺得科學、教育目前的狀況不行。”“我們有個危機,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,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。”

 他在1977年拍板恢復了已中斷10年的高考制度,當年570萬考生走進考場,27.3萬邁進大學校園。

 1978年6月,他要求教育部增加留學生數量,“要成千成萬地派,不是只派十個八個”,“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,路子要越走越寬”,當年,中國送出3000名學生出國留學。12月,我國恢復增設169所普通高等學校,提速發展高等教育。此時,我國共有高等院校598所,共招生40.1萬人。

 3月18日至31日,全國科學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。鄧小平在開幕詞中告訴大家,世界正在進行一場科技革命,出現了高分子、核能、電子計算機、半導體、航天和激光等全新的領域,并提了一個嶄新的提法——“科學技術是生產力”。之后,他覺得這個提法還不到位,1988年表述為“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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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科學大會開幕

 在全國科學大會6000余名代表中,有一位名叫任正非的34歲的青年。他1963年考入重慶建筑工程學院(現并入重慶大學),是那個年代極其罕見的大學生。

 1978年,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有1.55%。也就是說,18歲-22歲這個年齡段的青年中,每65人才有1人能讀大學。作為比較,日本1975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38.4%,美國在1975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第一次突破50%,全球第一。

 那時,汽車在發達國家已經普及。在9.63億人口的中國,當年共生產汽車14.9萬輛,自行車854萬輛,手表1351萬只,縫紉機486萬架。當時,手表、自行車、縫紉機被稱為“三大件”,少數條件好的家庭才能擁有。按照當時的產量,需要差不多30年,才能為每個家庭都生產一輛自行車。

 上海全鋼手表單價125元,永久牌自行車150元,上海牌縫紉機100余元,而且都要票才能買到。當時人們的月薪普遍只有幾十元,人均GDP381元,外匯儲備1.67億美元,人均外匯儲備不足0.2美元。

 那時的中國還不能開始建設自己的高鐵,需要從各個環節一點一點補課。比如鋼鐵,當時雖然我國鋼產量已經達到3178萬噸,是1949年15.8萬噸的20倍,占當年世界鋼鐵總產量的4.42%,但業內人士認為,技術起碼落后時代20年。當年12月,作為鄧小平訪問日本的成果之一,現代化的上海寶鋼開始建設。

 2000,大學擴招加速度

 2000年時的任正非已經56歲。不像大多數已“知天命”的人,他變得比以往更加憂心忡忡。

 這是他創辦華為的第13年。1987年,他籌集21000元,在深圳的一所舊民房里創立了華為,2000年時銷售額已達220億元,利潤29億元位居全國電子百強首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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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正非與參與華為發展的五位學者

 他卻告訴大家:“我們公司的太平時間太長了,在和平時期升的官太多了,這也許就是我們的災難。泰坦尼克號也是在一片歡呼聲中出的海。而且我相信,這一天一定會到來。”“十年以來,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敗,對成功視而不見,也沒有什么榮譽感、自豪感,而是危機感。”

 2年前,華為遇到發展過程中第一個大坎——隨著規模的極速擴張,組織的管理機制問題愈發嚴重,造成了部門內耗、效率低下、浪費突出等毛病。

 任正非帶領高管團隊來到美國,在考察了朗訊和惠普等巨頭后,最終選定了國際巨頭IBM,拜師學習。當時,IBM在傳奇CEO郭士納的帶領下,風頭正勁,創造了一段現代企業神話。

 IBM拿出一個計劃,報價20億元人民幣。華為一位副總裁心痛地說,這相當于華為一年多的利潤了,我們砍砍價吧。任正非反問道:“你砍了價,你能對項目的風險負責嗎?”

 看到任正非不還價,郭士納肅然起敬,沉默了一會,他只對秘書說了三個字:“好好教。”

 從1998年到2003年期間,IBM向華為派遣70位高級顧問,每人每小時收費在300美元到680美元,再加上往返機票、食宿,以及其他費用,加起來5年花了20億元的“拜師費”。

 2000年,還是華為進軍海外市場的起點。公司在五洲賓館為出征“將士”辦送行大會,打出“青山處處埋忠骨,何須馬革裹尸還”的標語,透著悲壯。當時,華為在全國各大高校巡回招聘博士、碩士等高學歷人才,起薪在5000元以上,干得好還有股份和分紅可拿。

 從1999年開始,我國大學擴招的步伐大大加快,從1993年到1998年,6年間從92.4萬緩慢增長到108.4萬,1999年到2005年,6年間便從159.7萬猛增到504.5萬。2000年,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11.2%,共有高等院校1041所,共招生220萬人,在校大學生共556萬。

 國際上有個常用的標準,將高等教育發展分為“精英、大眾和普及”三個階段。毛入學率低于15%時屬于精英階段,15%-50%屬于大眾階段,超過50%就進入普及化階段。我國高等教育是在2002年進入了大眾階段。

 出國留學人數開始井噴,2000年出國留學3.9萬人,2001年增長到8.4萬人,2002年達到12.9萬人。當年出版的暢銷書《哈佛女孩劉亦婷》,作者是劉亦婷的媽媽,講了女兒被哈佛大學錄取前所經歷的人生歷程和學習心得,恰好撞上了風口,大賣數百萬冊。

 2000年,我國人均GDP為959美元,鋼產量1.28億噸,汽車銷量208萬輛,基本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,基本掃除了青壯年文盲。

 溫飽已經不是問題,早在5年前,糧食生產形勢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,開始變得供過于求。為了保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,政府決定用保護價收購。一些經濟條件好的家庭開始購買私家車,一直賣得很火的“老三樣(桑塔納、捷達、富康)”在越來越挑剔的消費者眼中,很快將失寵。

 隨著經濟的發展,讓人操心的不僅是生產問題,需求不足也開始出現。1999年,為擴大內需,刺激消費,我國開始實行“黃金周”制度,通過旅游來帶動消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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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1999國慶節天安門廣場花壇《世紀花種》

 當年國慶節是第一個“黃金周”,共有2800萬人出游。原來是奢侈品的旅游,開始成為越來越多中國人的生活必需品。

 全球開始流行一個新的詞匯,“知識經濟”,是說經濟將主要建構在知識上,人們主要生產知識、消費知識。大部分國人對汽車、電腦等有形的物質產品需求還沒有得到滿足,對主要消費知識的概念顯得難以理解。

 1998年,我國開始停止實行了幾十年的“福利分房制度”,實行住房分配商品化,從那時起,“房價”一詞開始走進國人的生活。2000年時,北上廣深等城市的房價僅有幾千元,那樣的日子讓很多人無比懷念。

 2008,如高鐵奔跑

 2008年8月1日,一個炎熱的夏日。一早,列車長徐穎像往常一樣,趕到北京南站去上班。這位27歲的天津姑娘知道,自己將見證一個歷史性的時刻。

 上午10:41,一列和諧號列車滿載乘客,緩緩駛出新落成的北京南站,約15分鐘后,列車時速已達到350公里——我國第一條具有世界一流水平、最高運營時速350公里的高速鐵路——京津城際鐵路正式通車運營。11:08,列車穩穩地停靠在天津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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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津城際鐵路延伸線開通運營

 從北京到天津,從之前的2小時30分,到現在的27分鐘,“自己像做夢一樣”。為了在這一天向全國乃至世界游客展示中國高鐵模范樣本,她和同事們已經準備了很久——一節車廂37步走完,交談距離保持1.5米,按時間天氣調整燈光強弱……

 在鄧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線之后的整整30年后,中國擁有了自己的高鐵,以及高鐵設計、制造背后的關鍵技術和完整產業鏈條。

 事實上,在過去的幾年中,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奔跑。2002年超過法國居第五位,2006年超過英國居第四位,2007年超過德國居第三位,2008年時距離日本僅有一步之遙,并將在2年后超越日本,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。

 華為2008年銷售額233億美元 當年出征海外的戰略取得重大成功,海外貢獻了當年業務收入的75%,已經在歐洲的德國、英國、西班牙等市場取得成功。不過,日本和美國市場依然沒有有效進展。當年,喬布斯剛剛推出iPhone,勢不可擋。而華為的手機業務困難重重,一度想賣掉,只是沒找到買家。

 2008年,遇上美國金融危機,通用、福特和克萊斯勒等3大汽車巨頭瀕臨破產,美國政府不得不出面拯救。但中國的汽車消費依然強勁,當年銷售汽車938萬輛。隨著汽車在家庭中的普及率越來越高,加上我國高速公路網絡的成型,自駕游開始新的風尚。由于汽車增長速度太快,北京那年成了我國第一個單雙號限行的城市。

 2008年,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3.3%,當年大學招生607萬人,是1978年的15倍。從2008年秋季開始,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全部免除,徹底實現了免費的義務教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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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升學率

 當年,有18萬人出國留學,有559萬年輕人從大學里畢業,成為高素質的勞動者和消費者,數量創出歷史新高。隨著移動互聯網在那年啟幕,智能手機成了這些年輕人的最愛。

 到2008年,房地產市場走過了一輪長達10年的牛市,在北京、上海等一線城市,房價普遍突破每平方米1萬元。

 當時的中國,徹底告別了短缺經濟,各個行業產能全部過剩。當年,粗鋼產能達到6.6億噸,而國內需求不到5億噸;水泥產能18.7億噸,國內需求不足15億噸;電解鋁、煤化工、平板玻璃、燒堿等產能也嚴重過剩。

 2019,智能革命不再缺席

今天,我們為什么要重提“教育強國”

 2019年之于中國教育,是個特別有意義的一年——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終于達到50%,進入普及化階段。大學錄取新生和畢業生都超過了800萬人。與此同時,還有60多萬人出國留學,50多萬人留學歸來,在世界各大名校中,都涌動著中國年輕人的身影。

 規模宏大的教育,為我國提供了豐沛的人力資源。如今,我國科技人力資源超過9000萬人,工程師數量占全世界的1/4,每年培養的工程師相當于美國、歐洲、日本和印度的總和,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。2019年,人均GDP有望超過10000美元。

 從2010年超過美國后,我國一直是制造業第一大國。在世界5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當中,中國有220多種工業產品的產量居全球第一。中國鋼產量已超過9億噸,連續多年占據世界鋼鐵半壁江山。中國不僅是最大的汽車生產大國,而且是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,2018年銷售汽車2808萬輛,限購、限行,在各大城市非常普遍。

 從華為最新的財報可以看到,華為2018年銷售收入7311億元人民幣(1085億美元),研發投入1015億元,有18.8萬員工,人均收入110萬元,僅研發人員就有8萬多人。從1998年拜師算起,20年后已是河東河西,華為銷售額超過了IBM(796億美元)。華為手機銷售2.06億部,與蘋果的2.08億部伯仲之間。

 今天中國的年輕人,通過智能手機創造和分享著各種信息,知識經濟的概念對他們已經無比真實,他們通過手機購買著各種服務、課程和應用。手機上的一個APP,可能就估值數億,甚至十億、百億元人民幣。

今天,我們為什么要重提“教育強國”

 當下,人工智能、大數據、區塊鏈等成了新的熱點,僅最近2年,就有清華大學、中國人民大學、南京大學等幾十所大學成立了人工智能學院。

 相信未來能夠見證,在錯過了蒸汽機、電力、信息等三次工業革命后,中國在這次以智能化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中,不會再是旁觀者,而是一位舉足輕重的玩家。

 今天的世界,各國的發展都越來越多地體現出自我覺醒、自我定義和自我創造的特征。優質教育之于我們,早已不再是少數人才能享有的奢侈品,而是開啟未來的鑰匙,是每個人終身都無法離開的必需品。

 教育強者,國必強。回首120年,這是歷史給我們的,大道不言的答案!

 注:一所好學校的建設,如同一個國家的強大,需要各個環節的扎實勞作。國慶期間,蒲公英教育智庫將梳理這些年來在教育理念、課程、教師培訓、閱讀、校園設計……等方面為學校服務的實踐和心得,希望能助力更多學校的發展。敬請關注。    (屈騰龍)

作者:屈騰龍 來源:德孝中華周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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