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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澤東主席發表平叛講話:不姑息、不做絕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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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核心提示: 1959年3月10日,以達賴為首的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外國勢力支持下,為保住政教合一的農 奴制永遠不改變,悍然發動了旨在分裂祖國的全面武裝叛亂。 17日,達賴喇嘛逃往印度。19日,叛亂分子發動對人民...

1959年3月10日,以達賴為首的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外國勢力支持下,為保住政教合一的農

奴制永遠不改變,悍然發動了旨在分裂祖國的全面武裝叛亂。

         毛澤東主席發表平叛講話:不姑息、不做絕!

17日,達賴喇嘛逃往印度。19日,叛亂分子發動對人民解放軍駐拉薩部隊和中央代表機關的全面進攻。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于20日對拉薩叛亂武裝實施反擊,并相繼平息了其他地區的武裝叛亂。

3月28日,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,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,領導西藏各族人民一邊平叛一邊進行民主改革,使百萬農奴翻身獲得了解放。

1959年4月15日,毛主席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講話,談到了西藏問題。當前,面對紛繁復雜的國內外形勢,有必要重溫毛主席的講話,以饗世人。

毛澤東主席發表平叛講話:不姑息、不做絕!

關于西藏平叛的講話

毛澤東

(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)

有些人對于西藏寄予同情,但是他們只同情少數人,不同情多數人,一百個人里頭,同情幾個人,就是那些叛亂分子,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幾的人。

在外國,有那么一些人,他們對西藏就是只同情一兩萬人,頂多三四萬人。西藏本部(只講昌都、前藏、后藏這三個區域)大概是一百二十萬人。一百二十萬人,用減法去掉幾萬人,還有一百一十幾萬人,世界上有些人對他們不同情。我們則相反,我們同情這一百一十幾萬人,而不同情那少數人。

那少數人是一些什么人呢?就是剝削、壓迫分子。講貴族,班禪[2]和阿沛[3]兩位也算貴族,但是貴族有兩種,一種是進步的貴族,一種是反動的貴族,他們兩位屬于進步的貴族。

進步分子主張改革,舊制度不要了,舍掉它算了。舊制度不好,對西藏人民不利,一不人興,二不財旺。西藏地方大,現在人口太少了,要發展起來。

這個事情,我跟達賴講過。我說,你們要發展人口。我還說,你們的佛教,就是喇嘛教,我是不信的,我贊成你們信。

但是,有些規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?你們一百二十萬人里頭,有八萬喇嘛,這八萬喇嘛是不生產的,一不生產物質,二不生產人。你看,就神職人員來說,基督教是允許結婚的,回教是允許結婚的,天主教是不允許結婚的。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結婚,不生產人。

同時,喇嘛要從事生產,搞農業,搞工業,這樣才可以維持長久。你們不是要天長地久、永遠信佛教嗎?我是不贊成永遠信佛教,但是你們要信,那有什么辦法!我們是毫無辦法的,信不信宗教,只能各人自己決定。

至于貴族,對那些站在進步方面主張改革的革命的貴族,以及還不那么革命、站在中間動動搖搖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間派,我們采取什么態度呢?

我個人的意見是:對于他們的土地、他們的莊園,是不是可以用我們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辦法,即實行贖買政策,使他們不吃虧。比如我們中央人民政府把他們的生活包下來,你橫直剝削農奴也是得到那么一點,中央政府也給你那么一點,你為什么一定要剝削農奴才舒服呢?

我看,西藏的農奴制度,就像我們春秋戰國時代那個莊園制度,說奴隸不是奴隸,說自由農民不是自由農民,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一種農奴制度。貴族坐在農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穩固的,每天都覺得要地震,何不舍掉算了,不要那個農奴制度了,不要那個莊園制度了,那一點土地不要了,送給農民。但是吃什么呢?

我看,對革命的貴族,革命的莊園主,還有中間派的貴族,中間派的莊園主,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,就用贖買政策。我跟大家商量一下,看是不是可以。

現在是平叛,還談不上改革,將來改革的時候,凡是革命的貴族,以及中間派動動搖搖的,總而言之,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邊的,我們不使他吃虧,就是照我們現在對待資本家的辦法。并且,他這一輩子我們都包到底。資本家也是一輩子包到底。

幾年定息過后,你得包下去,你得給他工作,你得給他薪水,你得給他就業,一輩子都包下去。這樣一來,農民(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)得到了土地,農民就不恨這些貴族了,仇恨就逐漸解開了。

 毛澤東主席發表平叛講話:不姑息、不做絕!

日本有個報紙哇哇叫,講了一篇,它說,共產黨在西藏問題上打了一個大敗仗,全世界都反對共產黨。說我們打了大敗仗,誰人打了大勝仗呢?總有一個打了大勝仗的吧。

只有人打了大敗仗,又沒有人打了大勝仗,哪有那種事?你們講,究竟勝負如何?假定我們中國人在西藏問題上打了大敗仗,那末,誰人打了大勝仗呢?是不是可以說印度干涉者打了大勝仗?我看也很難說。他打了大勝仗,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,如喪考妣呢?你們看我這個話有一點道理沒有?

還有個美國人,名字叫艾爾索普,寫專欄文章的。他隔那么遠,認真地寫一篇文章,說西藏這個地方沒有二十萬軍隊是平定不了的,而這二十萬軍隊,每天要一萬噸物資,不可能運這么多去,西藏那個山高得不得了,共產黨的軍隊難得去。

因此,他斷定叛亂分子滅不了。叛亂分子滅得了滅不了呀?我看大家都有這個疑問。因為究竟滅得了滅不了,沒有親臨其境,沒有打過游擊戰爭的人,是不會知道的。

我這里回答:平叛不要二十萬軍隊,只要五萬軍隊,二十萬的四分之一。一九五六年以前我們就五萬人(包括干部)在那里,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們撤了三萬多,剩下一萬多。那個時候我們確實認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,六年以后,如果還不贊成,我們還可以推遲,是這樣講的。你們曉得,整個藏族不是一百二十萬人,而是三百萬人。

剛才講的西藏本部(昌都、前藏、后藏)是一百二十萬人,其他在哪里呢?主要是在四川西部,就是原來西康區域,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兒蓋、松潘、阿壩那些地方。這些地方藏族最多。第二是青海,有五十萬人。第三是甘肅南部。第四是云南西北部。這四個區域合計一百八十萬人。

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開會,商量在藏族地區搞點民主改革,聽了一點風,立即就傳到原西康這個區域,一些人就舉行武裝叛亂。現在青海、甘肅、四川、云南的藏族地區都改革了,人民武裝起來了。藏人扛起槍來,組織自衛武裝,非常勇敢。

這四個區域能夠把叛亂分子肅清,為什么西藏不能肅清呢?你講復雜,原西康這個區域是非常復雜的。原西康的叛亂分子打敗了,跑到西藏去了。他們跑到那里,奸淫虜掠,搶得一塌糊涂。他要吃飯,就得搶,于是同藏人就發生矛盾。原西康跑去的,青海跑去的,有一萬多人。一萬多人要不要吃呢?要吃,從哪里來呢?就在一百二十萬人中間吃過來吃過去,從去年七月算起,差不多已經吃了一年了。

這回我們把叛亂分子打下來,把他們那些槍收繳了。比如在日喀則,把那個地方政府武裝的槍收繳了,江孜也收繳了,亞東也收繳了。收繳了槍的地方,群眾非常高興。老百姓怕他們三個東西:第一是怕他那個印,就是怕那個圖章;第二是怕他那個槍;第三,還有一條法鞭,老百姓很怕。把這三者一收,群眾皆大歡喜,非常高興,幫助我們搬槍枝彈藥。

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。那里的反動農奴主對老百姓硬是挖眼,硬是抽筋,甚至把十幾歲女孩子的腳骨拿來作樂器,還有拿人的頭骨作飲器喝酒。這樣野蠻透頂的叛亂分子完全能夠滅掉,不需要二十萬軍隊,只需要五萬軍隊,可以滅得干干凈凈。滅掉是不是都殺掉呢?不是。所謂滅掉,并不是把他們殺掉,而是把他們捉起來教育改造,包括反動派,比如索康那種人。這樣的人,跑出去的,如果他回來,悔過自新,我們不殺他。

毛澤東主席發表平叛講話:不姑息、不做絕!

再講一個中國人的議論。此人在臺灣,名為胡適。他講,據他看,這個“革命軍”(就是叛亂分子)滅不了。他說,他是徽州人,日本人打中國的時候,占領了安徽,但是沒有去徽州。什么道理呢?徽州山太多了,地形復雜。日本人連徽州的山都不敢去,西藏那個山共產黨敢去?

我說,胡適這個方法論就不對,他那個“大膽假設”是危險的。他大膽假設,他推理,說徽州山小,日本人尚且不敢去,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、高得多,共產黨難道敢去嗎?因此結論:共產黨一定不敢去,共產黨滅不了那個地方的叛亂武裝。現在要批評胡適這個方法論,我看他是要輸的,他并不“小心求證”,只有 “大膽假設”。

有些人,像印度資產階級中的一些人,又不同一點,他們有兩面性。他們一方面非常不高興,非常反對我們三月二十日以后開始的堅決鎮壓叛亂,非常反對我們這種政策,他們同情叛亂分子。

另一方面,又不愿意跟我們鬧翻,他們想到過去幾千年中國跟印度都沒有鬧翻過,沒有戰爭,同時,他們看到無可奈何花落去,花已經落去了。一九五四年中印兩國訂了條約,就是聲明五項原則的那個條約,他們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,是中國的領土。他們留了一手,不做絕。

英國人最鬼,英國外交大臣勞埃德,工黨議員這個一問,那個一問,他總是一問三不知,說:沒有消息,我們英國跟西藏沒有接觸,在那里沒有人員,因此我無可奉告。老是這么講。他還說,要等西藏那個人出來以后,看他怎么樣,我們才說話。他的意思就是達賴出來后,看他說什么話。中國共產黨并沒有關死門,說達賴是被挾持走的,又發表了他的三封信。

這次人民代表大會,周總理的報告里頭要講這件事。我們希望達賴回來,還建議這次選舉不僅選班禪,而且要選達賴。他是個年輕人,現在還只有二十五歲。假如他活到八十五歲,從現在算起還有六十年,那個時候二十一世紀了,世界會怎么樣呀?要變的。

那個時候,我相信他會回來的。他五十九年不回來,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來。那時候世界都變了。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,生于斯,長于斯,現在到外國,仰人鼻息,幾根槍都繳了。我們采取這個態度比較主動,不做絕了。

總理的報告里頭要講希望達賴回國。如果他愿意回國,能夠擺脫那些反動分子,我們希望他回國。但是,事實上看來他現在難于回國。他脫離不了那一堆人。同時,他本人那個情緒,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來的,而班禪是要回來的。那時,總理勸解,可能還有尼赫魯勸解,與其不回不如回。

那個時候就跟他這么講: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?不過是當一個寓公,就在那里吃飯,脫離群眾,脫離祖國的土地和人民。現在,還看不見他有改革的決心。說他要改革,站在人民這方面,站在勞動人民這方面,看來不是的。

他那個世界觀是不是能改變?六十年以后也許能改,也許不要六十年。而現在看來,一下子要他回來也難。他如果是想回來,明天回來都可以,但是他得進行改革,得平息叛亂,就是要完全站在我們這方面來。

看來,他事實上一下子也很難。但是,我們文章不做絕了。

作者:文摘 來源:演講與人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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